【经典解读】坚定革命理想信念 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坚定革命理想信念  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葛   宁

［摘　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科学预言“星星之火”不仅可以“燎原”而且必将“燎原”。今天，重新研读这篇经典文献，认真梳理文献脉络逻辑，体悟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分析方法，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这篇文献的思想内涵、领略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革命理想信念，更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意蕴、从而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关键词］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理想信念；中国革命道路

九十年前，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国情，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展望了中国革命的未来并坚定中国革命必将胜利的信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科学性和理想信念的坚定性的高度统一。九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温这篇经典文献时，我们依然由衷地钦佩毛泽东当年科学务实的革命态度，仍能感触到历史深处革命激情跳动的脉搏。

一、问题提出

“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成为首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过的难题。”①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暂时进入低潮，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历经文家市决策和三湾改编，带领军队来到了湘赣边界罗霄山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领导开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但是，当时党内有“左”倾盲动主义思想的人，仍幻想学习苏俄革命道路模式，以大城市为中心举行武装起义，迅速夺取政权取得革命成功；而同时在党内还存在具有悲观消极的“右”倾思想，一些人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作用产生怀疑，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乃至中国革命的前途信心不足。以上这两种错误思想在党内同时存在并且在党内都产生了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相对而言，当时红军党内最紧迫的也是直接的问题是党内的悲观主义情绪的弥漫，严重影响党和红军革命斗争的信心、意志和行动。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曾批评了红四军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但并没有解决党内的悲观主义思想。应该说，党内的悲观主义思想在红四军党内和不少指战员中确实存在，而且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930年年初，林彪写了一封信向毛泽东陈述他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在信中，他对在农村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缺乏信心，对中国革命的“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表示怀疑；反对毛泽东提出的用一年时间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建议红军分散去打游击，各自寻找出路。林彪的这封信字里行间流露出一股消极悲观的思想情绪。毛泽东看了林彪的这封信，感觉到这并不单单是他个人的观点，还代表着红四军内不少指战员的悲观主义思想倾向，反映出在反革命力量不断对红区进行“围剿”、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背景下，有些同志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却被当前的困难所吓倒的悲观情绪和思想倾向，并且这种思想和情绪在党和红军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能不能回答和怎样回答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的存在和发展问题，关系到中国革命能不能继续前进的重大课题。

面对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如何解决中国革命发展道路问题，共产国际也没有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但共产国际是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农村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和发动游击战争的做法的。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小块农村根据地，分布是零散的，力量是弱小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术；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斗争而强调城市斗争，并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主动配合城市斗争，等等。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判断和认识。而当时中央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些思想认识、情绪倾向、主要观点以及行动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又辐射影响到红四军党内。

纵观当时党内和军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对我们要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为什么要走这样的革命道路以及如何走这样的革命道路等基本问题认识不清。这些问题涉及革命的性质、道路、前途、策略、信心等方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著作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解决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二、内容分析

1、逻辑结构

要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献有一个相对透彻明晰的理解就必须认真把握其基本逻辑结构及其逻辑演进。这篇文献的基本逻辑结构和逻辑演进是：先从分析党内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一些错误认识入手，剖析其产生的原因：客观上是对近代中国国情的认识不足，主观上是对敌我力量对比及其发展的认识偏颇，从根本上说是对中国近代矛盾发展的把握程度不够；毛泽东紧接着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矛盾的运动变化发展状况，得出的结论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这个“燎原”是需要条件的，主观上包括对政治路线、群众基础、领导力量、工农联盟等的正确认识，客观上要有正确的战略战术，就是要处理好游击战中分兵与合兵之间的辩证关系；至于当前的军事计划和革命任务，毛泽东分析了夺取江西所具备的相对优势和有利条件；文章最后展望了革命发展的美好前景，有力地回驳了文章一开始提到的党内悲观消极的机会主义错误观点。

2、内容解析

根据上述分析的逻辑结构和演进方式，这篇文献大体可以从提出革命道路、认清政治形势、分析革命条件、明确军事策略、制定近期计划和展望革命未来等六大板块进行解析。

第一板块，分析党内悲观消极的错误来源，提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第1自然段）。毛泽东高度概括了党内悲观消极错误认识集中在是先建立红色政权还是通过流动游击方式争取群众的问题上，指出“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②这里不仅仅包括党内的悲观消极情绪，同时党内也存在这不愿意在农村根据地红色政权上做艰苦细致工作的机会主义错误倾向，而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毛泽东在文中分析这种错误产生的源头，即“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③而认清近代中国国情的意义在于有助于理解中国长期混战造成社会动荡的根源，明白农民问题和建立工农政权的重要性，理解“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④即武装斗争和农村根据地建设的必要性，认识“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⑤，最终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即“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⑴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⑥必然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发动革命群众、动摇反动阶级统治基础、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从而促进革命高潮到来。

第二板块，指出党内两种错误思想，认清中国革命的政治形势（第2至6自然段）。很显然，毛泽东分析党内的错误思想不仅仅局限于其中悲观消极的一面，党内还有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这两种错误的出现都是主观上对于敌我力量对比的认识走上了极端化。那么如何正确认识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敌我双方力量的发展变化的？作者在文中分析：一是从静态看，敌我力量相对均衡。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都处于相对弱均衡状态，即“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⑦。据此，作者判断：中国革命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革命走向高潮要快些。二是从动态看，中国革命具备发展的条件。依据科学分析判断问题的方法，从中国革命发展的事实出发，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⑧，中国革命定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是从分析问题的方法看，毛泽东认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毛泽东分析了党内在1928-1929年中国革命形势判断问题上出现“左”倾和右倾两种错误的客观事实，提出了判断革命政治形势，特别是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要主观判断与客观事实相符合，“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⑨，否则就会认识上的错误；并且，在作者看来，这两种错误认识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往往会从一种错误极端滑向另一种错误极端。四是抓住主要矛盾变化。尽管作者提出了科学判断革命形势方法，但作者仍然担心党内还是容易出现悲观消极的错误情绪。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入手，通过分析国内外的内在矛盾变化来认识当前革命形势发展的状况和趋势。“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⑩毛泽东分析，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国内各反动派之间、劳资之间、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士兵与雇佣者之间、破产者和城市贫民以及员工等与反对政府之间等等矛盾交织在一起并不断激发，因此，“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⑪作者的结论是，“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员工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⑫

第三板块，委婉批评中央来信的悲观倾向，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主观条件（第7-8自然段）。在正确认识革命力量发展、科学分析中国革命的矛盾运动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毛泽东批评了中央的消极悲观思想，“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⑬中央的这种悲观认识主要还是没有认清革命高潮和反革命的高潮之间的辩证发展变化关系，而主导这种辩证发展变化的恰恰是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和因素的发展。这些主观力量和因素主要包括：一是坚实的群众基础。“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⑭二是正确的政治路线。“党的六次大会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⑮三是积极的工作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 ⑯四是党的领导、红色政权建立和红军队伍扩大的“三位一体”革命格局的形成。“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领导力量）；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⑰五是正确的城乡斗争观。毛泽东认为，应该抛弃城乡斗争矛盾的观点，只有辩证地看待城市斗争和农民斗争的关系，同时壮大工人力量和农民力量才能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这里，毛泽东已经很明显地阐明了工农联盟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标志着毛泽东工农联盟思想的初步形成。

第四板块，批评错误的分兵策略，提出正确的军事策略思想（第9-14自然段）。如果说党的“八七”会议初步解决了为什么要武装斗争的问题，文家市决策解决了在哪里进行武装斗争，三湾改编则解决了谁来领导革命军队问题，而古田会议则解决了要把我们的红军建设成什么性质的军队问题。应该说，以上这些基本上从宏观建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建设的主要框架，至于具体的军事行动策略问题只有在革命斗争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经过两年多的革命斗争的实践，毛泽东逐渐找到了中国革命军事斗争策略的一些规律。毛泽东在信中首先批评了军事行动中的机械消极的分兵思想。毛泽东从近两年多的军事斗争的实践证明消极分兵的军事策略是失败的，分析失败的原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群众基础不牢、领导不力、力量不足、环境恶劣等。概括起来，从根本上说就是消极分兵的军事策略不切合中国农村革命斗争的实际。既然机械的、消极的分兵策略在实践上证明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军事行动策略的选择就是合兵，即集中兵力。毛泽东分析了合兵的相对优势主要表现在：消灭更多敌人、占领一些城镇、发动更多群众、扩大政治影响、推动革命高潮到来。毛泽东并以这两年军事斗争的实践结果加以证明，“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⑿，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⑱按理说，合兵比分兵有优势，是不是我们就单纯地采用集中兵力的军事策略？很显然，毛泽东并不仅仅局限于此。毛泽东并不简单地推崇合兵而否定分兵。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科学分析了积极的分兵与集中兵力的辩证关系。这个辩证关系就是毛泽东发明创造的、独特的游击战术。毛泽东这样概括游击战术，“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⑲在这里，毛泽东科学区分了积极分兵和消极分兵的不同之处，而游击战的军事策略需要的是积极的分兵和集中兵力的相结合。这是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和当时党内弥散的流动游击战术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另外，从分兵的所展示的空间范围来看，毛泽东又把分兵分为近距离的分兵和远距离的分兵两种模式，而能和集中兵力相结合的分兵是近距离的积极分兵模式，它构成游击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列举了近两年一系列军事斗争实践的事实证明了近距离的、积极分兵战术的正确性。至于远距离分兵，毛泽东结合分兵的目的谈了谈其所具备的必要条件。“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 ⑳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 ㉑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这样，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第五板块，明确提出近期的军事计划，分析夺取江西的有利条件（第15-17自然段）。毛泽东根据革命形势发展变化结合敌我力量对比，提出近期的军事计划是“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㉒毛泽东分析提出这个计划的理由，一是在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新军阀即将爆发混战之际，敌人无暇顾及革命力量的发展；二是相对而言，这三省敌人相对偏弱，而我们党和群众基础相对较好，党的左倾错误相对较少，革命的影响力相对较大，具备进行军事活动的主客观条件。除了上述分析夺取江西的主观条件外，毛泽东还分析了夺取江西的客观条件：一是江西的经济条件较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三是帝国主义影响江西较小。综合以上分析，毛泽东认为计划夺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进而扩大革命影响是有可能实现的。至于实现夺取江西的时间，毛泽东认为“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㉓。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夺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的军事计划还是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

第六板块，秉承科学务实的革命态度，坚信即将到来的革命前景（第18自然段）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科学分析了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规律，阐述了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客观必然性。毛泽东以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㉔。既然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尽管当前革命的力量还比较弱小，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国革命的推动者和参与者，我们应当坚信革命高潮的到来，应当以革命的激情欢迎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情预言中国革命，“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㉕

三、分析方法

仔细研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著作，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高度，结合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寻求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答案。

1、以事实为依据的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意味着我们要把客观存在的事物作为认识和分析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批评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阐明中国革命道路，观察敌我力量发展变化，采取灵活的军事策略，以及近期夺取江西的计划等等都是从正确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分析社会矛盾变化得出的结论。

2、以过程为条件的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㉖这一观点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完成自身的实现，显现自身的本质；我们看待事物的发展，既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又要学会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毛泽东在文中明确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㉗如果我们掌握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分析方法，我们就能看到中国革命发展壮大的内在过程与趋势，就必然能得出结论：“星星之火”的发展必然会呈现全国“燎原”之势。

3、以实践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㉘。实践是认识发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体现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实践的观点是我们分析社会问题的基本观点，同时实践的分析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检验和发展我们的认识是否是真理。毛泽东批评党内存在的悲观消极思想乃至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认识，阐明中国革命道路“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的探索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反对党内的消极流动游击方式，倡导积极灵活的游击战术依然还是从分兵和集中兵力的军事斗争的实践中得来的经验，等等。

4、以人民为中心的分析方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㉙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同时也是分析社会问题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在文中多次强调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重要性，认为坚实的群众基础是革命走向高潮的决定力量。例如，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农民斗争的重要性；“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员工罢课的发展”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 “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发动群众，“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在制定夺取江西的计划中，“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等等。

5、以科学为预见的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而人是具有自觉能动性的社会存在物，能够在实践中认识和运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观点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科学预见革命发展的前景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基础。毛泽东通过系统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变化，分析中国革命的军事战略战术，努力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科学预见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前景，并以豪迈的革命激情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揭示了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客观条件和总结党领导革命斗争实践的坚实基础之上的，而“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则对革命高潮到来充满了坚定的信心，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情感性的完美统一。

四、未完待续

“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㉚应该说，找到正确道路确实不容易，同样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能够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认可同样也不容易。

九十年前，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著作明确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这一条全新的中国革命道路。从当时的实际来看，毛泽东提出的这条道路既不同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也不同于中央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主张，因为无论共产国际还是当时的中央大都赞成并推行“城市中心论”。从后续的发展来看，毛泽东的个人境遇不容乐观。毛泽东的主张既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也得不到当时党中央的认可，甚至得不到党和红四军内部的完全理解，党内关于中国革命的争论依然还时有发生。历史事实是，毛泽东一段时间被逐步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

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反思：提出中国正确革命道路的毛泽东何以不同于党内其他大多数领导人？为什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却没有指明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党和军队的很多领导人为什么不赞成毛泽东提出的中国革命道路的主张？说到底，从思想认识的角度来看，应该是“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㉛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观点不符合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原则和“本本”，也不符合中央的原则和“本本”。这里的问题是， “本本”的某些原则是让位于实践还是实践屈从于某些原则“本本”？“本本”的理论应该指导实践的发展还是相反？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四个月后，红四军占领赣南地区，毛泽东利用战争的间隙在寻乌地区做了一次调查研究，写了一篇《调查工作》的文章，这就是今天看到的《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在文中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㉜以及“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㉝等的基本观点，努力解决教条主义对党和红军革命斗争实践的束缚问题，初步明确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回首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毛泽东在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和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为中国的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保证，同时也为后来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在新时代的今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适合中国国情，如何坚定不移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思考和孜孜追求的宏伟命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命题最响亮有力的回答。

注  释：

①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第2版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7-98页

③④⑤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8页

⑦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9页

⑨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页

⑪《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1-102页

⑫⑬⑭⑮⑯⑰《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页

⑱《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页

⑲⑳㉑《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4页

㉒《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页

㉓㉔㉕《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页

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8页

㉗《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9页

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㉙《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

㉚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第2版

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112页

㉝《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6页